2012年12月13日 星期四

【解惑】薛鳳璇學術失當案件

【前言】

2012年12月11日,浸會大學調查小組指控薛鳳璇在其七月出版的《香港藍皮書》中學術失當,即時免除研究所長職務,並不再獲續約教授,完全掃出家門。

研究報告指出薛在撰書過程中犯下四宗錯誤:


第一宗:薛鳳旋在編輯有關刊物時沒有維護學術質素;
第二宗:薛鳳旋隨後為失實的陳述自辯,並未作出適當的修正;
第三宗:薛鳳旋不適當地處理《藍皮書》的作者和編輯身份;
第四宗:薛鳳旋否認是該陳述的作者和把它納入書中,更技巧地試圖把責任推卸予其下屬以及出版社,但調查小組確定下屬及出版社均沒有過失。

其中【第二項】是案件的導火線。中文大學投訴《藍皮書》的教學改善建議中(P.206),內容失實:「在學科的變動上,大學與中小學被要求設立通識教育與國民教育,擠壓和減少正當學科的教時外,實際上方便了大量西方普世價值侵入學校,例如中文大學的通識教育課程,由美國一個基金贊助並協助撰寫教材,其教學方向實際上已由該基金主導。」薛在調查中,提不出所謂基金課程的任何證據。

浸會大學調查失實事件之後,更加以薛濫用專家稱謂、沒有學術承擔等理由,成功令薛的浸會大學學術生涯壽終正寢。

我們要提出的問題是,(1)薛的發案動機是什麼?(2)浸會大學校方擔當了什麼角色?(3)除了學術失當之外,事件還有什麼內情?



【動機論:為所屬機構爭取研究資金】

我們要知道,浸會大學當代中國研究所的這部《藍皮書》是2012年首次出版,然而撰作小組卻對自己的巿場價值充滿過份的信心,更預言「由2012年起,每年出版一部」,大字注明是會「每年新版」。推論《藍皮書》是研究所的鴻圖大計,而這計劃已經與出版社等談攏而且必然會逐年出版。

真的是這樣嗎?我們看看調查小組對薛的批評:「具名的撰稿者僅為薛鳳旋本人及其下屬,而其下屬為其研究團隊成員,並非公認的權威專家。」由此推論,整個"當代中國研究所"的這個跨年出版大計,著作者只有薛一人,而顧問也沒有任何權威專家。如果我們說浸會大學校方在管理上有所缺失,令薛可以自把自為,為什麼合作的「和平國書」「中國社會科學院」也會在對方毫無保證之下做出跨年的合作協議?涉及《藍皮書》計劃的高層有可能是薛的自導自演嗎?還是有人成為了決策失誤的代罪羔羊?薛在調查會議中指出「該書沒有邀請專家撰稿,是基於時間緊迫」,他所指的時間緊逼是不是來自他方的壓力呢?

《藍皮書》的箭頭不但指向是次案件中的中文大學,在其他地方亦質疑其他大學研究的業務:「自2004年起,每年特區撥款2000萬元,由中央政策組外判政策研究,但它卻將這款項轉由香港大學教育資助委員會安排,結果是所支持的項目基本上都是學術研究,對政策決定幫助不大。」(P.158) 相比起來,《藍皮書》則自稱為「回顧、分析和評估」的專著;我們可以相信,由藍皮書的跨年計劃、到該小組對其他研究機關的質疑......,由薛鳳璇領導的當代中國研究所想代替其他研究機關,承包政策研究的項目,"幫助很大"的利用撥款;
薛在書中未加入一定的顧問意見,就趕及在書展前出版,也是市場行銷的決定。



【國民教育論:政治事件的犧牲品】


2012年8月,國民教育的爭議昇溫,最終令國民教育計劃名義上擱置。有趣的是《藍皮書》對國民教育有關的描述,採取了否定態度,偏偏薛鳳璇正是城中熱話的《中國模式國情專題教學手冊》的始作俑者。

首先在教育一欄,《藍皮書》認為公民/國民教育科「內容含糊,不少老師在教授此科時多以自己觀點出發,與建立此科的原意背道而馳」「自諮詢稿推出以後,該科一直備受批評」「有人批評這種做法有強制愛國教育之嫌」(P.70)

而因為中大發難而廣受注目的一頁(P.206),亦注明通識教育與國民教育科是「擠壓和減少正當學科的教時」,所用的是正當學科而不是一般學科;以下第IV項亦指出該科所取代的中國歷史與地理學科的重要地位被削弱,「片面強調老師發揮,出現違反目標導向的情況,即目標達不到,反而產生反效果」。

可見,批評薛鳳璇是「左仔,批評中大勾結國外勢力,是為了向中共靠攏」的說法是捏造的,《藍皮書》對香港政府的教育政策是不予苟同的。既然知道該研究院的取態和執政當局沒有必然的一致性,薛只是行政機關與教育組織之間的執行者,那麼在國民教育問題爆發之後,薛因為宣傳不力而被整頓也不是意料之外。

Reference:
《香港藍皮書-香港發展報告(2012)》

《藍皮書》四宗罪 浸大炒薛鳳旋
http://1in99percent.blogspot.hk/2012/12/blog-post_11.html


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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